第二，整合困难极大

    几年前网通集团整合小网通，员工数量一百比一，整合了五年才尘埃落定，其结果是小网通全体出局。这次的人数比例为五比一，而且固网运营商的希望寄托在移动业务上，但占员工绝对多数的固网运营商又对移动的业务技术不熟悉，其整合困难与改革成本可想而知，双方部门与员工之间关系恐怕多年都理不顺，企业怎样发展？又如何与占据压倒优势的中国移动形成有效竞争?

    第三，重组不能够达到任何目的

    不但对中国移动的一家独大毫发无损，即使电信、网通即使分别获得了C网和G网，也可不能对移动形成有效的对抗。单单是用户数量，中国移动已经接近4亿用户了，我国还有几个4亿用户可以给电信和网通发展？重组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全业务”经营，使固网运营商有业务增长点。但是，如此拆分之后再整合，各自大伤元气，其移动业务的经营状况肯定连现在的联通都不如，搞不好反而背上了包袱，增长点变成了“缩减点”。尤其是面对如此强大的中国移动的竞争压力，恐怕它们连自己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详见阚凯力：炮轰“五合三”重组方案是庸医杀人)

    二、中国电信领域几次决策错误的教训

    1.默认中国电信上PHS小灵通无线市话网

    2001年在不准许中国电信经营移动电话的错误决策下，便逼出了以无线接入为名的小灵通来打政策擦边球，技术上并不先进的数字无绳电话PHS系统靠单向低固定资费的优势，迅速发展用户，形成了一个全国网。当时我曾提出用GSM1800作无线市话的建议，分析技术上可行、频率资源充裕、有国内产业支撑、投资回报快。很遗憾当时僵硬的监管政策，认为GSM1800与GSM900同属移动范畴，中国电信是固网运营商不能越雷池一步跨入移动通信行列。奇怪的是却默许同属移动范畴的PHS。就像在竞技场上，优惠中国移动驾驶“GSM汽车”，却不允许中国电信驾驶同类的“GSM汽车”来同场竞技，迫使他们只好乘比GSM差多了的“PHS马车”，这样的业务拆分实质是监管部门无视信息经济规律所致的失误。

    不妨设想当时如果采纳建议允许中国电信用GSM1800经营移动电话，就会有3张GSM全国网，4个运营商，都是采用当时同样先进的2G标准建设同样的移动网络，在同样的起跑线开始竞争，就不会造成今天如此大的差距。

    2.批准中国联通上CDMA网

    1999年中国联通认为GSM频谱资源只够发展8000万用户，CDMA开辟了另一段频谱，且技术先进，又是绿色手机；因此，打算再上CDMA网络。对此，我曾提出书面反对意见，认为GSM频谱资源足够我国发展1.7亿以上用户；CDMA网络设施与手机都比GSM贵，建网投资与运维费用较高；一个运营商同时运营两种网络，这会造成用户分散等诸多问题。信息产业部曾为此组织过面对面的辩论。遗憾的是上一届政府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最终拍板上CDMA。

    由于联通C网用户增长缓慢，月增长率不到G网的1/3，到2007年底也不过4109.7万，用户量严重不足；导致C网的技术优势不能完全体现，用户分担的成本远高于G网。2007年底其G网用户接近1.2亿，约为C网的3倍，同样按麦特卡尔夫定律计算，其C网效益应该比G网差9倍，这样也就拉低了中国联通的总效益。

    不妨设想当时如果采纳建议不经营CDMA，专营GSM，G网的用户数与增长率会比现在高，也就可以缩短中国联通与中国移动的差距。

    三、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性与建议

    决策是非常重要的，有资料报道，中国建国以来由于决策的失误损失有一万亿元。而整个投资是多少呢？是两万亿元，也就是一半的决策都是失误的。政策的失误是不能简单地用数量来衡量的，其负面效应往往要经历较长时期才显露出来，所以决策时刻应该非常慎重，尽量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要有科学的调查、研究，有群众参与，向专家咨询，有不同方案的分析对比，进行了充分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遵循现代的决策论行事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决策不是随便拍脑袋说出来的，决策也不是一个领导或者一两个谋士说了算的，而是应该发扬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这样才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或者使损失降到最低。上述按业务拆分中国电信界、中国电信上PHS和中国联通上CDMA等都是决策失误的例证，所以今天要吸取教训，在关键时刻我们寄希望于做决策的人，一定要慎重对待电信重组这个重大事项，把决策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