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常常都被认为是谋取竞争优势甚至行业领导地位的“万灵药”，但实际情况可能并没有这么乐观。后来者超过先行者的案例数不胜数，在高科技领域尤其如此。那些技术上的先行者，或是希望采取技术驱动商业模式的创新者，由于太过于专注技术创新，从而可能忽略了市场力量在创新的市场化中所起的作用。而那些后来者，由于不太可能或者根本就没有指望从一开始就在核心技术上占据主导地位，这反而会让它们从更加务实的角度去看待创新——在它们眼中，无论是什么样的创新，其核心都是为了取得比同行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并能为公司带来长期的效益增长，这使得它们采用一种更适合自己的战略——市场驱动型创新，以市场来定位自己的技术和产品。

    近年来先后在CDMA、小灵通和TD-SCDMA等规模达到千亿元级的市场屡屡得手的中兴通讯，就是在高科技领域应用这种市场驱动型创新的成功例子。作为世界电信设备领域的后来者，中兴通讯正是凭借在这几个市场的大获全胜获得了支持研发和高速增长的持续大量现金流，并一步步成长为全球主流电信设备制造商。据IDC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通信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中兴通讯在2007年销售收入增速达49.8%,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电信设备公司。在未来的几年中，随着中国国产3G标准TD-SCDMA的付诸实施，中兴在这个领域的领导地位可望为其赢得超过200亿元的收入，自去年4月份中国移动为建设TD-SCDMA试验网而招标以来，中兴通讯已经在类似的招标中获得了数十亿元的收入。

    起初，当中兴通讯在CDMA和小灵通这两个超过千亿元的市场成为最大赢家时，业界将其归因于中兴的“机会主义”，认为这种模式并不能持续。然而，当中兴通讯在TD-SCDMA领域再次成为最大赢家时，人们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认为其背后很可能有某种不为外人所知的长期战略在起作用。近期在接受本刊独家采访时，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首次道出了这些让中兴通讯得以再三抓住千亿元级市场机会的秘密，他将其归纳为市场驱动型创新。作为中兴通讯的创始人，侯为贵一直被认为是中兴通讯的精神领袖，在他眼中，只有市场驱动型创新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规避单纯技术驱动战略的风险。而一个市场驱动型的创新要深入企业的骨髓，首先必须走出“唯技术创新论”的狭小天地，而对可能影响一个创新的市场化的各种因素展开综合管理；其次，还必须构建一个适合这种战略的组织结构；最后，不要指望创新的应用会一蹴而就，踩准创新自身发展的节奏，就能让企业少冒风险。

    创新的非技术因素在2000年，当TD-SCDMA被ITU接纳为国际标准之后，中兴通讯只是十多家率先表示支持的公司之一。但是在后来长达8年的技术和产品研发过程中，大多数本来有机会在这个产业形成的过程中抢到有利位置的公司，却因为不适应这种“马拉松”式和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市场，而中途观望或错失突破的最佳时机，最后只分到了很少的一部分份额。这也难怪，一个国际标准的普及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而当时另外两个3G标准——CDMA2000和WCDMA由于有2G时代的积累作为基础，已经受到了市场的广泛接受，相关的利益集团也在暗地里为TD-SCDMA使下了不少绊子，而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使人对当时才刚刚起步的TD-SCDMA的前景表示担忧。在大多数公司眼中，TD-SCDMA仍然是一个技术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以侯为贵和总裁殷一民为首的管理团队那里，却成为中兴通讯可以充分加以利用的机会。“像电信这样的市场，比其他行业要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市场、技术、政策管制等等，都可能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各种因素你都要分析，现在很多人只看技术驱动，但实际上它只是一部分，有时可能政策是主要驱动力量，而有时市场因素可能要超过技术”。

    于是，在中兴眼里，按照市场驱动型创新的战略，各种不确定性在TD-SCDMA上基本都可以被排除掉：首先，TD-SCDMA能否商用根本不存在颠覆性技术障碍，因为3G技术平台共享部分占了70%??80%，由于中兴通讯已经在CDMA和GSM等2G移动网络和WCDMA、CDMA2000等3G移动网络领域进行了长期的投入，从技术上掌握起来并非难题；其次，TD-SCDMA是中国第一次试图在一个可以规模化生产的国际标准上有所收获，同时，中央自主创新的国策深得全社会的高度认可，中国知识界众多资深专家对TD-SCDMA极为关注和支持，而且国家已经分配给了TD-SCDMA100多兆的频谱，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这上面寄予的厚望转变为压力，使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最后，中国3G市场是活生生的，不管最终TD-SCDMA的牌照发给谁，总是会有相当的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