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观点，确确实实在今天这个时机如果做出传言中方案的严格，我认为可能要思考我们很多目的是否如愿达到。

    第一，我们不讳言，整个第三轮的大的酝酿中的变化，其实它跟前两次出发点非常不同，它面对更加全球化的市场，面临中国电信产业市场越来越走向国际化，要征求在国际市场的主体地位，面临中国自主只是大规模商用化。面临那么多机遇和挑战去做出一个变革的设计，有时变革的目标就不见得那么清晰。曾教授提出一个建议，希望体制变革这么重大的决策能够公开讨论，能够经过多层的论证，我也非常赞成这种观点。但是为什么在过去三年中总是传言，为什么不能透明化？我个人也作为参与决策的论证和咨询建议的专家学者，我认为这其实是要反思我们未来政府的公共决策。这个公共决策是否有效？一旦有了公民论证，一定时间更加漫长，议论更加风云，对于解决我们当前紧迫的问题是不是有效？我倒是持一定的怀疑态度，这个过程真的是比较漫长的。至少我高度怀疑一点，如果在今天这样的时机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马上进行实施，我们的改革目标是不是能够如愿地答道？比如能否根本性地扭转今天一家独大或者一枝独秀的局面，我个人认为靠这个方案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应的配套政策必须要有，比如说我认为通过新技术、新资本、新主体，三“新”的引入才能系统地解决所谓今天的竞争格局不均衡的问题。只希望通过有新主体，通过发一个牌照，放开市场准入就能解决相应的问题，或者说通过资产的剥离，搞一个新的主体出现，靠某一个单一手段是解决不了这个复杂的矛盾的。所以，我认为从当前来看，推进的决策来看，确确实实体制变革我们需要反思第三次体制变革，很多东西、目标能不能达到，其实不取决于某一个单一的方案实施，而取决于这个方案相配套的各种措施的推出。包括对外资本全面开放，包括外资和民间资本。另外，大规模网络技术的革新换代。这些东西如果都没有配套起来，通过资产的加加减减组合，我认为是很难达到这个目标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挺难的，对政府来讲，他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整合进来，把这些要求全部考虑进来，要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几乎不可能，这是一个权衡的东西。

    我的基本态度再明确一下，不变革是积累矛盾，是听任矛盾继续发展。变革有风险，但是不能因为变革有风险不能往前走。另外，寄希望于一次外科手术政府主导的变革来解决当前产业的深层次矛盾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需要配套改革。另外，我也明确地说，我认为2008年确实是一个需要动手的时机，这个动手的时机其实是更有创意、更有建设性。比如引入更多的公众参与和论证等等这些方式都是很好的。当然我们可以合理的预期，与电信资产重组，与电信企业的重组和资产的优化相关联的3G的决策，比如TD—SCDMA正式商用，一系列的论证都是在酝酿中和实施中，而且也是相关联的重大决策。如果把这些问题都考虑到了，未来中国电信市场大变革的时代大幕刚刚掀开，不是变革的终点。我可以提出一个参考的例子，观察一下中国的金融市场，包括商业银行，包括证券市场、保险市场，都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在之后它的变革，也是以国有资本、国有金融机构控制的为主体，今年面临多大的变化？未来的通信业会不会朝这个方向去变？我觉得要乐观其成。

    主持人：两位聊得真是非常精彩，是迄今为止我觉得关于电信重组聊的最好的一场。两位的观点也确实有不一样。

    陈金桥：有比较多的不一样(笑)。

    曾剑秋：我再讲一点，我讲实际两个例子。其实电信重组这样的一个问题、战略决策的确是需要进行透明的、公开的讨论，要有一个科学的决策程序，类似需要听证。

    而前不久漫游费的问题，我觉得是不需要听证的。因为降价方案要听证，这是不可思议的。我是降价，我还来搞听证，这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两个事件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现在的电信重组，其实我个人认为主要还是理论不清楚，没有理论基础，搞不清楚。电信重组怎么去重组？漫游费听证为什么要听证？

    陈金桥：我插一句，您说的没有理论指导是指变更方向不清晰还是什么？

    曾剑秋：理论的方向没有支撑，电信重组为什么理论要重组，包括第一次重组、第二次重组理论基础是什么？是不清楚的。我们的漫游费也是这样，降价方案搞什么听证？我涨价要听证还差不多，降价还搞听证？这都反映了我们在理论方面是一种缺失，或者说是大家不清楚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