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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访中国内地第一个手机用户徐峰

2018年12月20日 15:02 CCTIME飞象网 作 者:刘金良

1987年11月21日,徐峰在广东省广州市邮电局无线分局,填写了一张移动电话入网申请表,买下一部“大哥大”,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大哥大”用户。那一年,徐峰刚创业一年,只有23岁。

在信件和电报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主要通信工具、连打固定电话都需要排队等候的20世纪80年代,港台的电视剧中开始频频出现一个“黑色砖头、头插天线”的新奇“玩意”。电视中人物手持这种“黑砖头”行走在大街上,会晤在酒店里,谈笑于商务车中,很是时髦与潇洒,这个“黑砖头”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哥大”。为改革开放大潮所激荡,敢于大胆接受新事物的徐峰对手机的渴望异常强烈,对于从事海鲜餐饮创业的徐峰来讲,海鲜货品必须保证新鲜且其售价变动频繁,甚至时价都在不停变动,在那个即时通信手段匮乏的年代,徐峰不能直接、迅速与卖家沟通采购价格,令他遭受不少不必要的损失。购买手机,对徐峰来说,不仅仅是生活品质的提高,更关系着他做大做强的商业梦想。徐峰从创建第一家南海渔村到现在拥有5家高级连锁酒店,手机是他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内地,信件和电报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主要通信工具,连打固定电话都依然需要排队等候。就在那个时候,港台的电视剧中开始频频出现一个“黑色砖头、头插天线”的新奇“玩意”。电视中人物手持这种“黑砖头”行走在大街上,会晤在酒店里,谈笑于商务车中,很是时髦与潇洒。

这个“黑砖头”就是人们经常谈起的“大哥大”。“在印象中,早在1985年前后的香港,手机就开始流行。而使用手机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商务人士,他们称手机为移动电话。另一种晚上活动的人群,也就是所谓的‘大哥’,他们将手机称为‘大哥大’。1986年我从香港来广州创业,那时候内地还没有手机,但我相信它很快就会出现在这里。”果不其然,一年之后的1987年,徐峰就得到了他一直期盼的手机的消息。

“当时,我有个亲戚在省邮电局工作,1987年11月21日,她告诉我广州举办六运会提供了100部试用手机,六运会结束后,这批手机可能会投入市场。”听到消息后的徐峰,放下所有的事情,立刻赶到了省邮电局无线分局的营业厅。

“接待我的是景寿雄,我咨询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决定这100部手机是否对外销售。当时,景寿雄就向时任广州电信局无线分局的冯柏堂局长请示是否可以销售,得到许可之后才开始出售这批手机。”据原广州电信局无线分局的局长冯柏堂介绍,广州第一部手机是1987年配合六运会开通的,第一年手机供货非常少,当时共卖了290多部,是日本的NEC品牌,而第一批应用于六运会的手机更是只有100部。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一共100部手机,100个号码,所有的号码都是用手抄在一张纸上,从01到99,前面的号码是9010,一共六位。”当时,景寿雄让徐峰挑选号码,因为他是第一个用户,所有的号码都摆在他的面前,而徐峰一眼就相中了“901088”这个号码,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这个号码一直伴随了他14年。

现在人们走进手机卖场或者营业厅,每款手机都有明确的市场定价,但那时候并不是这样的。“这部手机多少钱,我们也不清楚,你把支票留下来,我们算好需要多少钱,到时候补给你发票就可以了。” 当年无线分局营业厅的经理景寿雄与徐峰就这样达成了第一部手机的买卖协议。

关于当初的手机费用,我们从冯柏堂那里了解到具体情况,那时候进口一部NEC手机是1350美元,卖出价大概是人民币12000元,初装费要6000元,当时话费是0.6元/分钟,月租费150元,有很多人的话费一个月一般在一两千元,多的能达到三四千元。“如此昂贵的消费,真是要那些荷包鼓胀的生意人才用得起。”

拿到属于自己的“大哥大”后,徐峰内心非常激动,回到办公室之后,他就用左手(手机)给右手(座机)打了一个电话,第一时间听了听无线电话在空中传播的声音。那一年,徐峰刚创业一年,只有23岁。

“为什么创业仅一年,就拿出如此巨大的资金购买一部手机呢?在那个时候,这一价格已经可以购买一部丰田牌农用车。”面对笔者的疑问,徐峰眼神微凝,陷入回忆之中。“本来我是打算采购一辆海鲜运货车,但当时海鲜货源基本都在300公里外的湛江,甚至在更远的海南,渔船一上岸,报价你需要还是不需要这批货,必须立刻决定。因为海鲜都是讲时价的,不同时间下单的价格不同,每次下单要有一个量,但你不知道他会给你提供多少,不知道价格多少,从广州到湛江,打电报要按字来收钱,而从收电报的站到渔村也要七八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基本上是无效的。”

由于每天销售价格不同,在那个即时通信极为匮乏的年代里,徐峰不能直接与卖家沟通采购价格,通信的不便给他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所以,购买手机对徐峰来说,是一个项目!“必须先买手机,然后用手机赚回效率的钱,就可以买更多的车。”事实也确如徐峰所料,有了移动电话后,徐峰的很多决定和通知都是通过它来完成的,第一时间跟政府请示,第一时间向下属传达,这种效率的提升让徐峰至今谈来都印象颇深。可以说,徐峰从创建第一家南海渔村到现在拥有5家高级连锁酒店,手机对于徐峰是一大助力。

那时候,“大哥大”刚刚进入市场,由于使用人数很少,见过的人也不多,用途更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当时闹出了很多趣闻。“有一天开车,手机放在车上,拐弯时手机从车窗掉到马路上,有个热心的群众捡到他的手机,看到有天线以为特务搞的发报机,就赶紧送到了当地派出所,派出所也对此不甚了解,但看到手机上有‘广东邮电局’的字样,就通知广东邮电局来领取。邮电局核实后,通知徐峰带500元把手机‘赎’回去。原来,那时候有这样的规定,失主要给拾到手机的人500元,以示感谢。”

还有一个故事,徐峰讲:“那时候,有很多港澳同胞和台胞回到广州后,都会到南海渔村聚餐。有一天,一个做建筑的老板,带着几个‘马仔’来到这里,一进来就把‘大哥大’拍在桌子上,大声喊道,把你们这里最好的菜端上来,我先打个电话,‘喂,你告诉他,我马上给他打500万,不够的话过几天再打500万……’结果话没讲完,电话响了。”讲到这里,徐峰掩饰不住自己的笑意,哈哈大笑了起来。

是的,“大哥大”是身份的象征。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大哥大”也是“烧钱”的工具。1991年,徐峰把手机借给一位去英国旅游的朋友,结果一个月后,他收到了一张3万元的“天价话费单”。但即使费用如此之高,人们对于“大哥大”的青睐却是与日俱增,“大哥大”的销售一直供不应求,当时有一张排队购买手机的照片——营业厅前车水马龙,一眼望不到头,皆为它而来。据说,当时大哥大市场价在两万左右,但黄牛党竟然炒到6万元,还买不到,“大哥大”需求的火爆程度由此可想而知。

即使是不多的人在使用“大哥大”,但在当时依然出现了信号卡顿、断线等令人头疼的事情,大街上也经常能看到手持大哥大到处找信号的人。原来,由于技术限制,广州修建的模拟移动通信基站只有3个,只能支持少数的模拟移动信号。那时候地下室是没有信号的,一些密封的房子里信号也不好,经常需要移动手机移动打。据冯柏堂回忆,当时他们是第一批人,都是自己搞设计、安装,一有人打电话来说电话打不通就要去维修。那时候无线局的办公条件很简陋,他们只是在东较场的电报大楼楼顶搭了个铁皮屋办公,就在那里干了十年。但也正是在如此条件下,他们建成了广州模拟网一个交换局以及三个机站,保障了第一批手机用户的通信畅通。

时间飞逝。“我从1987年开始使用那部手机,一直到2001年由于技术更新换代,我的手机不能继续使用,才更换了139的号码。”2001年12月31日广州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6位数的手机号码被11位的数字代替,四处找信号的“大哥大”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随之而来的,是移动通信建设大跨越、大发展的时代,从2G到4G,“手机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对徐峰所从事的餐饮业来说,手机让他可以同时考察东京、广州、澳洲不同市场的货源,全球采购实时决定,“速度快了很多,效率也高了不少!”

在访谈的最后,徐峰表示:“感谢移动在这数十年里,为社会做出的重大贡献,正是因为一代代通信人的不断努力,用汗水和艰辛创造了移动通信的平台,才让更多的企业通过这个平台推出了越来越多丰富多彩的应用。”作为一位移动用户,徐峰也希望在5G时代,通信运营企业在保护用户隐私、保障网络安全、创新平台产品等方面,更有作为,让用户用得安心,用得顺心。

蓦然回首,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的移动通信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变革历程,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殷切向往到“智能手机 改变社会”的世纪展望,这数十年来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通过一部小小的手机,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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