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主席 北邮教授宋俊德（左）
时间：2008年12月5日
地点：北京邮电大学
访谈嘉宾：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主席 北京邮电大学宋俊德教授
访谈背景：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30年来我国电信业也走过了辉煌的历程。为此，飞象网特推出“改革开放30年”系列访谈，回顾我国30年通信业的变化和发展。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主席北京邮电大学宋俊德教授做客飞象访谈间，畅谈这30年来电信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
访谈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宋俊德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通信业相关的话题。
主持人：宋老师您好！
宋俊德：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宋老师，您作为业内的专家，您也是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电信业的变化，您认为三十年来，电信业的总体特征是什么？都呈现了哪些特点？
宋俊德：我想，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通信业应该是变化最大的领域之一。倒回到1978年，我们国家当时的通信在世界上是非常落后的。我曾经写过一个回忆录，在84年的时候，我在美国读到一篇文章《龙象之争》，是讲印度和中国的各方面的比较，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通信用户占有率统计：中国17.5‰，印度25‰。当时我很不服气，我们国家在通信上怎么还会落后于印度。
但是三十年以后，这个形式就大变了。我们现在移动用户有6亿多，加上固定电话用户，我们现在的通信占有率已经是百分之六七十了，特别是村村通工程，一些农村和很落后的地方也有了电话，现在很明显远远地超过了印度。
所以这三十年来，我觉得非常满意的是，我们从一个通信极其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通信的大国，这点我觉得应该感谢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需要通信。我也讲过一个事实，当时很多到中国来投资的国外企业很注重我们有没有通信的手段、有没有国际电话、有没有比较方便的、能接通的电话，所以有些很好的企业来到中国看到我们拿出的名片上面的电话只有四位数，人家就知道你是乡村的手接的电话，人家就不跟你谈。
所以在这个才产生了像大连这样的，政府拿出钱来买程控交换机，通过这样来存进发展。通信部门当时为什么没那么多钱？因为当时的交换机太贵，八十年代世界上都进入数字交换了，我们当时有些地方还是人工交换，有些地方还是步进式的，当时的数字交换机，一个接入线的价格大概是三百美金，也就是如果你要发展一万用户的话，你就需要付出三百万美金，当时我们国家没有外汇，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发展通信，就需要各方面的支持。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国家进行了一项改革，就是将我们国家的通信部门由政府变成了企业，这是我们成功的很重要的一点。过去我们的邮电部是政府部门，邮电部的电信总局是管电话的。所以当时电话主要是给政府服务，或者是给军队服务。很大的国营企业才有一些电话，当时的通信被称为党和政府的神经系统，不能随便给老百姓用。到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男女谈恋爱的时候，男方家因为没有电话，因此恋爱谈不成，女孩子通过了解对方家里有没有电话来判断对方的地位和家庭经济水平，这个时期一个电话非常难求。
那个时候有一个事实：装电话需要走后门，装电话的工人一般会在中午十一点的时候上门，装完电话你要请他吃饭，甚至还要给人送一条香烟。而现在局面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基本上是运营商求着老百姓买一部手机，买一张SIM卡，而且有的地方运营商还有任务，必须完成多少电话用户之后才能发奖金，已经从卖方市场转为了买方市场。这个变化是很大的，之后的移动通信的变化就更大了。
从87年，广州第一次建蜂窝电话，到现在能够想象到的有电话的地方都有了电话，能够用电话的人差不多都有了电话，即使是像一些捡垃圾的，开电梯的，即使一个月只有四五百元的收入，他们也能掏四五十元钱来付电话费。这都是很大的变化，这也主要得益于两次重大的改革：第一次就是政企分开，因为当时的电信总局主要只为政府、党、军队服务，老百姓很难享受通信服务。而现在是移动公司了，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以及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这就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了。第二次改革就是将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中分离出来，将邮政从电信中分离出来，其中人们感觉到的就是移动和电信分家之后，发展不平衡，没有想到移动在全世界发展的这么快，而固定通信的用户却衰减的厉害，这是大家有意见分歧的地方，第二点就是南北分开，北网通、南电信格局的划分，电信网络应该不应该这么切开也是大家争议的一个问题。虽然当时中国电信在南方有70%的光缆，中国网通在北方有70%的光缆，但是有光缆不代表就能直接拉到用户的家里，南北分开也因此成为比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移动通信发展速度应该是令人满意的，我们超过了美国，成为移动通信第一用户大国。
另外，由于移动通信的迅速发展，我们带动了像中兴、华为、大唐等等设备厂商的发展，当然这也要分两个时期，前期我们的设备主要靠进口，到了后期，我们开始了自己的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包括像TD-SCDMA标准的产生。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的产生，这也是在这三十年中间最大的变化之一。
主持人：我曾经看你在文章中回忆到1947年第一次见到红色电话交换机到现在移动电话如此普及，您能具体谈一谈在这三十年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宋俊德：在这三十年当中让我震动的事情有很多，第一件事情就是程控交换机，当时进口的是三百美金一线，当时在北京我们叫作八国联军，就是说在北京我们当时买了八个国家的交换机，有南斯拉夫的，有欧洲的，有日本的等等，因为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制式，所以八国联军却联不起来，所以虽然当时的交换机有很多的功能，但是由于制式不一样，所以当时的交换机在北京只能通电话。再加上当时外国为了不让中国掌握交换机的核心技术，在卖给我们的交换机里面做了很多手脚，将一个万门的交换机变成若干个三百门的小交换机，在这个时候，咱们国家想大力发展是很困难的。
在这个时候，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件事就是04机的诞生，04机是郑州工程学院一帮搞计算机的人研发出来的，虽然中间也出现过很多问题，但是最终还是证明04机是可以作为交换机的。因此也带动了交换机价格的下降，由原来的三百美金一线到三百人名币到最后的一百人民币，这样就诞生了新的交换机的产业模式，中兴华为等国内的很多企业都开始做程控交换机了，也得以使我国的电话普及成为可能。
并且那个时候开始，国外的做程控交换机的企业都开始怕中兴和华为这样的企业，因为他们如果想将自己的交换机在中国销售，就必须卖最低的价格，加上中兴和华为在国外市场给他们也带来了巨大的竞争。所以这真的是一件给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当然这里面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国内大量的企业都来生产交换机了，导致国内的交换机市场价格一降再降，很多的企业都亏损了，当时的巨大中华中的巨龙公司就是生产04机的大公司，现在已经听不到声音了，也没有了，这也是商业转让模式中的一次很重要的教训。
当然，后来我们的程控交换机还是做的很好，当时我到伊拉克去，伊拉克的通信司的司长就告诉我说：你们华为做的5000门的程控交换机非常好。后来，他们有买了10000门的交换机，但是后来让美国的导弹打碎了。
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在研究开发领域取得的成就，这也是在设备制造方面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移动通信，移动通信应该说变化是很大的。当时北京市无线电局的张局长就跟我谈过，当时的领导觉得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局疯了，认为2万块一部的大哥大，谁买的起啊。
那时的电话费一分钟是7.5元，长途2到3元，加上漫游就需要3到4元，所以那时政府基本上不用，至于军队由于涉及到军事秘密所以就更不可能用，但是现在军队也在用，政府官员都有自己的手机，所以现在的移动通信不仅是对企业有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人们的生活也是一个很大的解放。
现在移动通信的发展对我国的国民经济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我还记得当时邮电部针对通信发展对其他国民经济有什么推进作用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后面得出的结论是，增加对通信1%的投资，就可以从其他企业里共得到7%的回报。
通信本身就是对老百姓服务的，但是实质上通信的价值在于它服务于其他的企业。
主持人：刚才您也谈到了这30年来通信业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经验以及一些不足和教训，那再请您再谈谈，现今我们通信行业还有什么经验还可以汲取，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
宋俊德：我觉得经验还是应用为先、服务为先。现在的信息通信事业不管怎么发展，首先要明确“做老百姓需要的、做企业需要的、做政府需要的。只要能保证这样的前提，那么你就一定能成功。百姓需要的先不要去限制，要通过调查、分析然后在确定政府需不需要支持，这是很重要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很强，国家可以限制要发展什么，可以发展什么，但是做这些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先做好充分的调查、分析和研究，确定老百姓是不是需求这个东西。
2008年党中央就提出三网融合，三网融合就是广电网、通信网、互联网的融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和广电网的融合，就此国务院在今年1月1日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这两网融合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放松了互相的制约作用，比如说允许通信部门在做增值服务的时候，可以从广电的内容上取得一些应用，这就相当于解决了一直争论的IPTV的问题这是第一个进步。
第二，对广电来说，为了做增值服务，可以在通信网方面向前推进，也就是说广电可以做一些增值服务的通信形式，这样一来电信和广电都得到了利益，所以政府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因为老百姓得到消息的来源主要还是来自于广播电视。专门做通信的不可能提供广电如此丰富的节目内容，反之广电要做通信根本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所以就造成了门槛比较高，结合困难的情况。
相较国外由于政策相对比较宽松结合就比较容易，中国就不一样政府决定融合才能有效的解决融合的问题，如果国家相对的放宽政策那么对通信业对广电部门都是有利的。
我们国家在信息通信方面对互联网的认识，目前应该说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互联网的第一用户大国，这是个不小的突破。但是互联网的内容存在很多弊端，内容随便、自由，可信度低都是其存在的问题。并且互联网由于信息的发布非常随便这点对青少年的教育也有不利的影响。
由于种种原因，所以我国在刚刚开始发展互联网的时候对其还有一点恐惧，而现在基本上已经放开了对互联网的限制，但是目前在无线互联网的应用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一个是从电话来说存在一个VOIP的问题，国家对VOIP的政策还没有开放，之所以没有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怕冲击了现在运营商的语音业务，其次是移动互联网的管理和应用，虽然中国政府限制了其发展，但是并没有阻断其运作，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国外的手机进入了中国市场。
相对于国内有限制的技术，对于这些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中国的国外手机却没有限制，这点就充分的证明了国内对互联网的管理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两点都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政府应该在今后给予解决。
这当今时代里，不能一味的追究金钱利益，更重要的政府要想到要信息惠民，要让老百姓得到好处。虽然现在老百姓的生活都有保障了，但是目前老百姓的信息还是相对比较闭塞，现在是信息时代，谁得到的信息多谁就容易致富。所以这些都是未来国家进步的经验。
主持人：那么您对无线城市是怎么看待的呢？
宋俊德：无线城市大家都归结为一个观点，没有商业模式。全世界成功的例子也不多微乎其微，美国在在2006年发展无线城市，但是在2008年就基本上停止了，那么中国能不能成功呢？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办事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北京无线城市是依靠奥运发展的，不要求利润，上海世博会推动了上海的无线城市的发展，所以无线城市主要是靠政府为主导，与利润呢没直接的挂钩。最后无线城市主要还是方便了大众，所以中国无线城市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阶段。
主持人：那么都对无线城市的发展有什么目标吗？
宋俊德：目标都很宏伟，具体走到最后就要看谁能坚持投入，坚持发展无线城市。很多发展无线城市的地区都是由于资金问题导致其计划破产，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通过设备商、运营商、政府以及用户的多方面的配合才能让无线城市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慢热的过程。
中国的无限城市成功主要取决与政府、当地企业最后制定的商业模式。目前中国的无线城市有些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主持人：我们从过去一直说道了现在，其实在今年对于中国电信业来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一年，运营商的重组，新部委的接管。在这个新时期您觉得我们电信业未来着力发展的方向应该在哪里？
宋俊德：应该说目前的电信业进入了一个视频的时代，这更是决定我们成为移动大国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让老百姓吧视频用起来，我们要有足够的频率资源，所以做无线城市我们就要采取分散的办法WIMAX、WiFi等的应用就是这个原因。移动宽带、固定宽带的应用，以及固网融合必然是一个趋势，也是最好的方向之一。
在未来无线宽带互联网的应用非常重要，不能很好的利用移动互联网那势必会被淘汰。电信部门一定要解放思想与互联网好好的融合，不要限制其发展要好好研究其新的商业模式。
人们对互联网的需求越来越高电信运营商要有一套应对的政策，不能阻塞其发展，而是要疏导其发展的路线，这点就是未来电信部门要做的。
主持人：目前3G牌照马上要发放了，您认为这对运营商的格局会带来怎样一个影响？
宋俊德：3G牌照发放是件好事啊，他对中国电信业起到了一个推进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移动而言是一个比较艰苦的过程，中国移动要将TD推广到全国，而且TD是我们国家一个比较重要的3G应用，但是TD在标准产生、研发上都比较滞后，终端不够丰富，无法与WCDMA抗衡。
联通就比较幸运，获得了WCDMA的运营，虽然WCDMA在技术上比较成熟、在全球的应用很广泛终端也比较丰富，但是由于中国联通刚刚完成重组，实力也相对较弱，所以目前还是需要加强内部人员的融合进而才能更好的发展自己的3G事业。
中国电信就相对比较好，首先它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只要拿到3G牌照就可以立刻开始发展3G业务。但是电信同样存在忧虑，在后期的专利费上也存在很多的争论。
但是总体上来说3G牌照的发放对3大运营商都是一件好事，牌照发放后他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开展3G业务。
主持人：那您认为三大运营商的格局会产生明显的变化吗？
宋俊德：我是这样认为，虽然政府对中国移动采用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是毕竟中国移动拥有强大的实力，所以几年内中国移动不会出现大的改变。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享受很多优惠政策，其发展一定会很好。但是就整体而言局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请您简单谈谈您对我们电信业的期望和寄予。
宋俊德：我觉得电信业的重点最大的重点应该放在为名服务上，考虑老百姓的需要，考虑企业的需要，考虑政府的需要，切身的为大众服务。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