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邮电部电信研究院院长、大唐电信总裁熊秉群接受飞象网采访
时间：2008年12月3日
访谈嘉宾：原邮电部电信业研究院院长，原大唐电信总裁熊秉群
访谈背景：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30年来我国电信业也走过了辉煌的历程。为此，飞象网特推出“改革开放30年”系列访谈，回顾我国30年通信业的变化和发展。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大唐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熊秉群做客飞象访谈间，畅谈这30年来电信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
访谈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部分，电信业也走过了一段辉煌的发展历程。为此我们飞象网也特别推出“改革开放30年系列访谈”。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原大唐电信总裁熊秉群老师来与各位网友一起回顾电信行业发展的光辉历程。
熊秉群：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借助这次访谈的机会与各位网友一起回顾电信行业30年的辉煌历程。
主持人：熊老师您在电信行业里有着很丰富的履历，那么从您的角度回首这30年来，您认为我国的通信行业走过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如果简单归纳的话，又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又有什么特征？请您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熊秉群：就我个人而言，我这一生的工作都是与通信行业分不开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可以算是我的亲身经历。如果说划分来讲，以我的个人的看法，80年代可以说是通信行业在推进改革开放最早的十年，也是开启中国通信业迅速发展的最初的十年。
回顾这十年，在80年的时候，我们全国电话数目才400多万部，还不到香港一个城市的数目。那是邓小平就提出，我国要实行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要翻两番，但是由于通信业特别落后，所以邮电部提出要邮电翻三番，来保国民经济翻两番。意思就是希望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电话机的数目达到3000多万部，但是就我看来完成这个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首先资金就是大问题， 因为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平均每年国家给邮电的投资只有一个亿，而且在八十年代初，邮电部还是全行业亏损的。然而当时的邮电部，争取得到了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批准，实行了“电话初装费和三个倒一九”（即只上交10%的企业所得税；拨款改贷款只偿还10%；外汇收入只上交10%）的政策，虽然有些人提出了质疑， 但正是有了这个政策才给邮电通信发展带来了资金。
由于思想解放和对外开发，当时还提出了一个负债式经营的概念，即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外国贷款的方式来购买国外的设备发展中国的通信业，而过去，我们是以“既无內债，又无外债”而自豪的。
此外，电信设备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当时中国一年电话数目最多能增加几十万部，那时候国内的电话交换机只有原来电子部以及邮电部的两个工厂生产，所以一年的产量也不过10万线左右的容量。
所以一个就是关键因素就是开放。在以前我国非常强调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超越了一定的度过分的强调什么东西都是国产的，那就有问题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了开放，这样就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的设备，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资金又有了设备的来源，所以在80年代运营企业就有了迅速的发展。
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下，在2000年后我国的电话用户数就超过一亿多了，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靠改革和开放。
在80年代我们主要是运营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这个阶段里，最初我们主要是购买国外的先进设备。此外，很重要的是建立中外合资企业如上海贝尔等。正是有了这些合资企业，才使国内的通信设备制造业能够生产比较先进的设备并且产量有了较大的增加，这样就可以用先进的技术和较快的速度来发展通信行业了。
在这个阶段总体来说，我们的设备主要是靠引进国外的，合资企业的知识产权是国外的。虽然这个阶段运营业初装费昂贵，但是毕竟我们的电信业有了快速发展。
80年代中，虽然我们国家自己的制造业也在发展，但是整体说，技术相对落后，规模就更小，这就是第一个阶段。
在80年代中我国自己的通信技术的研发也有了相当的发展。 包括程控交换机、微波通信设备、光通信设备等，比如说当时的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就通过六五计划、七五计划就已经研发出了中小容量的程控交换机，但是当时这样的一些成果，要转化为产业特别是成为商用化的设备，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基本上我们的成果都是成为了试验的样机之类的东西，而且在技术水平上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
当然它也有两个方面重要的实际意义，一方面是培养人才，掌握技术。正是这些努力才能在90年代，为我们研发水平的提高和设备产业化奠定基础。另一方面，80年代，冷战还没有结束，当时有个巴黎统筹委员会，许多我们还没有掌握的技术，西方国家就不卖这些产品给我们。只要我们掌握了这样的技术，他们才肯卖给我们。正因为我们掌握了这些的技术，才使得我们有买到他们产品的可能，
如果说80年代是改革开放，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使得我国的运营业有了大发展，是第一阶段；那么九十年代可以说是第二阶段，我国不仅仅再局限于引进国外设备，自主研发的设备有了大的发展，特别是实现了产业化。首先是在程控交换机的突破，就是所谓的巨大中华的群体突破。此外，在光通信、微波通信等设备方面在研发和产业化上也有了巨大发展，在这些方面自主研发的设备逐步有了较高的市场占有率相对不足的是我们移动通信落后了些，起步的稍微晚了，占据的市场份额也比较小。进入二十一世纪可以说是第三阶段，我国的自主研发的通信设备逐渐占有国内的大部分市场，移动通信设备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我们的设备研发由原来只是跟随变成创新研发，不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且在技术上是自主创新的，例如我们的第三代移动通信TD-SCDMA。当然，从总体上我们的技术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一段距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主持人：这三十年肯定有很多事让您记忆深刻，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些事件在当时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熊秉群：80年代的时候电话很紧张，装固定电话不仅要交初装费还要排好几个月队等才装得上。我那时在邮电部工作，有次要与重庆邮电学院联系工作，打了一天电话都没有打通。而现在打工妹都带有手机，从这点可以看出，我国的电信业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移动电话发展速度更快，这是因为既有整个电信业的快速发展再加上从技术的进步，使移动通信有了大普及。
另外，从体制的改革角度说，我国也通过了深刻的变化，最早邮电部是政企合一的，说的好听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说的不好听我们的企业就是“官衙门”。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整个国家慢慢向市场经济转型，才有后来的负债经营、经营核算等等。到了90年代中后期，国家开始提出政企分开。邮电部在还没有实施政企分开之前，就把邮电部管电信运营的电信总局注册为中国电信，虽然仍是邮电部的一个部门，但已开始按企业运作。后来到了1998年，成立信息产业部正式施行了政企分开。
当然，政企分开，震动最大的应该是94年联通的成立。因为以原有的电子部、铁道部、一起其他一些部门来联合组建的中国联通，它的成立我想是标志着中国的电信运营业走向竞争，同时也标志着政企分开势在必行。
当然，联通成立的时候，（企业规模）还很小，但是联通的成立表明竞争带来了好处。最明显的，比如说技术进步，原来我们邮电部觉得，我们当时的模拟移动通信还有相当大的容量，不着急发展。当然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错误，这是对的。但是联通一来，他肯定是要上移动电话作为切入，这个比上固定电话要好的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然后他又有一个选择，就是既然要上，就不会上模拟电话。第一代我就不上了，因为第二代已经有了。
那么上什么呢？上GSM还是上CDMA？CDMA虽然在技术上比GSM优越，但是CDMA不成熟，而GSM已经进入市场，所以就选GSM，所以联通一铺开GSM网络，邮电部就立刻面临压力，就是我们的移动电话是不是还在原有模拟的基础上发展呢？还是我们要进步到二代。本来我们想可以继续再等等高通的CDMA，因为他的技术更好。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再等了。所以我们只能用GSM，一下子全国的GSM就普及起来了。接着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分开，并且成为了上市公司。
到了98年，中国电信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成为中国移动经营移动通信，中国电信经营固定通信的局面，当然这个分家是不是对，暂不讨论。但是这个已经形成了实质上的企业化运作。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说，运营企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企业，按照企业的这些规则来运行。比如说，真正要为顾客服务，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效率。因为这个时候人家就会不断地来批评你，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那种短缺经济的时期（装个电话也装不上，弄个什么也弄不上），已经不再是这样一个情况。而且中国移动成为一个独立企业以后，紧接着就在邮电部的指导之下到香港上市，印象中应该是97年的时候，成为了一个上市公司。但是在这个之前，我记得是在1989－90年，我参加国家体改委和美国AT&T公司举办的一个高级管理人才培训项目，那个时侯第一次接触很多市场经济的东西。在此之前，虽然我81年到83年曾经到美国学习过，不过那个时侯完全是去学技术，这一次是学管理。就有点像EMBA的课一样，第一次接触到很多关于股份制企业、股票、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们那一期去学习的十几个人在回国后的一次体改委的会议上，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应该搞股份制，这样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资金来源，来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可是当时我们发表的这个意见，很快就有人说我们是胡说八道，可见这个改革的过程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或者说我们是在一步一步不断深化我们的改革，使我们更加贴近市场经济，使得我们更适应于一个好的发展环境。
主持人：现在我们看股份制，似乎都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对于股份制，您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像大唐电信，您就是最早提出股份制的，而且改革的很成功。
熊秉群：其实我们当时对于股份制的认识也是很浅薄的，当时只是从融资的渠道来认识，而且邮电部那个时候已经做了中国移动的上市等工作。那么我们说说大唐电信的发展过程就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搞股份制。
大唐的建立实际上也是一个开放和改革的过程和产物，也是一个见证。当时我90年回国之后到研究院担任院长，我到研究院一看，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个时侯虽然都在搞产业化，但却都是手工业式的，十几个人一起，搞一点小设备卖一卖，不论是产品质量还是经济效益都不是很理想的。但是当时的科技人员，几十个人搞一个东西能够卖掉，卖了之后一个人一年能有几百块或者几千块的奖金，大家就觉得很不错了。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开发新技术并且形成产业化是不行的，当然其中也有做的比较好的，但是总的状态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就在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就提出来怎么样把自己的科技产业发展起来，因为中国的研究院按照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决定中的要求：应用型的研究院所要走向经济自立，以便使科技工作促进经济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决定，所以才有了刚才我说的这个景象。那么这个决定对不对呢？我觉得它是有道理的，原因是应用型的研究院，只有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变成产业，直接推动产业的发展，那么你才有可能有实际的价值。否则，你就是在不断地花国家的钱，做了一些试验样机，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们在92年决定发展自己的科技产业，那我们就试图办一些公司，当然其中也有很多也很不成功。
到了93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在美国的留学生在硅谷那边的ITTI(国际电话数据传输公司),提出了一个关于程控交换机的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应该说很有创新价值，而且他们自己开发了一个芯片并回来找我们合作。我们当时在互相做了很多了解之后觉得，我们应该合作。我们怎么合作呢，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一种是按照通常的做法，把这些专家请回来做特约研究员，或者在我们的这个体制下，给你高薪，或者分你一套房子等等。还有一种就是完全建立一种新的体制，建立一个合资公司。
当时我们就想的是走第二条路，因为我们觉得第二条路有两个基本点，第一个我们觉得我们是建立一个真正面向市场的一个高科技公司，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开发出来的技术变成产品，我们要建立起产业来，而不是再像以前那样做一个试验样机、得一个科技进步奖。第二点，我们建立一个合资企业，那我们就可以用新的机制，因为我们当时的国有企业，还是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在限制，我们建立合资企业后，我们就可以用合资企业得到的很多优惠的办法和很多灵活的机制。正是由于这样，所以我们当时建立了大唐电信。
当时我们想建立股份制公司，可是那个时侯国内的公司法还没有，就没有股份制企业，所以我们就注册不了股份制企业，只注册了一个有限责任制公司。但是我们内部股权是很清楚的，ITTI出资多少，我们的研究院出资多少，另外我们由于是二级法人制，我们在西安的第十研究所是以开发和研究程控交换机为主的，所以他也是作为独立法人出资最多的。占到了50%，研究院出资15%，ITTI出资35%。股权很清楚，而且我们不仅有现金的投入，还明确有知识产权的投入，当然那个时侯知识产权也没有明确的计算方式，但是我们首先承认知识要值钱，如果我们都不认为知识值钱，谁还会认为知识值钱？同时我们按照各自占有的现金比例来分配各自所占的知识产权比例。
正是由于这样，再加上我们研究院十多年的科技开发基础，只用了两年的时候就开发出了超大容量的程控交换机，到了95年中，我们就得到了鉴定，而且这次鉴定是由全国最权威的程控交换机方面的专家来做的，这个结论应该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结果是我们的交换机在很多技术方面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领先水平。虽然程控交换机原先就有了，但是其中的若干技术是我们创新的。并且我们的产业化很快得到了发展，第一年我们是10万线的交换机，产值约6000万，第二年就到了三亿多吧。接着到98年就上升到7亿元多。所以我们的发展应该是很快的。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资金有很大的困难，那时候我们虽然可以不断地向银行进行贷款，我们有邮电部的背景，又很有发展前景，但是我们在西安却贷不到款，因为西安比较穷。
当时我们在西安贷不到款，因为银行没有钱，所以通过我们研究院贷款，然后再转贷款，当时贷款越来越多，因为光靠利润和自有资金发展很困难，由于通信企业购买程控交换机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所以造成设备制造公司有很多应收款，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只是西安大唐，只做程控交换机，不利于市场竞争而且促使我们研究院的科技体制改革更向前一步发展，我们觉得我们的产品应该多元化，那个时侯，我们在成都有个研究所，在光通信、光传输设备我们都有相当的基础，在西安的研究所，在无线通信、微波通信方面，在北京，我们还有软件中心，原来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下的亚太软件开发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还有我们支持的一个电子设计自动化中心，后来变成大唐微电子公司，现在成为大唐股份公司主要的经济增长点，所以，我们要产品多元化，以西安大唐为基础，依托研究院，把研究院的优质资产进行重组，成立大唐电信科技股份公司，这是在1998年我们正式成立，这件事已经酝酿了很久。在1997年底邮电部召开最后一次工作会议，在武汉，我直接找到吴基传部长说，明年新一届政府成立，肯定政企分开，没有企业就没有钱，你再想支持研究院就很难了。你要支持我们，你让我们成立大唐股份公司，成为上市公司，就像当年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给邮电部“三个倒一九，一个初装费”政策一样。吴部长就说，你是不是要一个上市公司的指标？
回到北京，部党组就开会，给我们这个指标。我们就从1月份开始成立筹备委员会，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基本上是8月份完成发行，9月份就正式成立。应当说整个过程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们成立这个股份公司，我们从资本市场上两次融资得到15亿，对公司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然，不等于说我们后面经营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后来有一些曲折，但总体方向是这样的。
主持人：但在当时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熊秉群：所以当时有人说，这是国家级的研究院第一个次转制成为的一个上市公司。
主持人：的确如此，30年间中国电信业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的发展过程也正如熊老师所说，还是非常艰辛的。那您怎么评价我国电信业走过的历程？
熊秉群：一方面，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电信业的发展，另一个，我们赶上了信息技术特别是通信技术一个发展的高速期，这两个加在一起，使得我们中国电信业，运营业和制造业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通信高速发展的奇迹。以前我们认为美国发展最快，其实我们中国比他们发展快得多。比如说我们的电信网络规模是世界最大的，大家说中国的移动通信到处漫游，质量都是特别好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我相信是这样。当然，这样成果的得来，也是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得到的，也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有关，比如说移动通信的进步，光通信的进步都是在这二三十年里发展的，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成果。
当然，通信业的发展高速期可能已经过去了，未来当然还有发展，特别是移动通信还会有一段时间。成为所谓三网合一，互联网、通信网、广电网的融合，通信不再是一个通信的概念，可能电话机、手机将是一个信息终端的概念，各种各样的信息传输、处理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是否会有适应这个发展的新的体制和机制，决定了这个行业或者公司是否能好好的发展。我们纵观整个电信业，最老牌的美国的AT&T，后来一部分成为朗讯，被阿尔卡特以换股的形式消灭掉，贝尔实验室也落得非常惨的地步，一部分是AT&T也被原有的子公司收购了。欧洲阿尔卡特还不错，但西门子也基本上退出了，和诺基亚合并了，爱立信也不如以前那么强大，北电也很糟糕，究竟是否和电信改革有没有关系，这个说不清楚，以前全球电信改革都学AT&T的办法，但这是否完全对，有问题。另外，老牌的电信公司赶不上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新的通信革命的需要，加上大公司的官僚主义，使得这些公司不能很快的发展，所以，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展望未来，怎么能适应新的形势，是我们电信、运营业和制造业等方面要思考的问题。
主持人：我看到一个上半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电信业的业务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连续18个月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有人也就此提出质疑，认为是否我们的电信市场已经饱和了，未来的发展空间有多大？
熊秉群：我想速度已经到了减慢的阶段，移动电话在增加，固定电话我倒也不悲观，因为将来的光纤到户是通信非常有希望的领域，我相信有线以光纤为代表，无线以移动电话为代表，当然还有未来很多的创新技术，但这两个永远是互补的，所以，我的看法，一方面仍然有发展的空间，但不再是高速发展了，第二，要有淘汰的，就像我们把电报淘汰掉一样，至于将来是什么被淘汰，又有什么创新，这说不清。但这是一个绝对的趋势，所以，如果不能适应新的形式，判断发展走向，恐怕会丧失时机，甚至遭到灭顶之灾。
主持人：2008年对通信业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3月份成立工信部，5月份电信重组，这也意味着中国信息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您如何看待下一历史阶段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方向？
熊秉群：运营业的问题不是太大，因为主要还是国内的业务，所以，他们会因为一些问题导致需求量降低，造成损失，但总体而言，没有太大问题。制造业如华为和中兴海外市场已占有相当份额，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像有些小制造企业基本上90%的卖到国外市场，比如来样加工，来料加工的企业如果没有国外订货就要垮台会有很大影响。
国内市场上，要想尽快建成3G网络，可能会弥补一些损失，但不会一下子好起来，因为作为一个企业，毕竟还是要追求经济效益的，现在3G困扰运营商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有什么样的业务能够让人们不再用2G而要用3G，这个恐怕是困扰运营商的最大的问题，当然在这点上我觉得也应该持乐观的态度，比如说我们的带宽更宽了，我们的普及率更高了，那么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想办法来找到其中的商机，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
主持人：那您怎么看即将发放的3G牌照对于我国运营业格局的影响？
熊秉群：我想发牌照是必然的，但是发了以后能不能很快就见效，这个不一定，现在大家都是全业务运营商了，比如说中国移动要做的是TD-SCDMA，而中国电信将要做CDMA2000，中国联通要做WCDMA，他们都同样面临巨大的网络设备投资，他们肯定都要想投入和产出的问题。我想他们绝对不会简单地就立刻进行大量的网络投入，肯定也会研究一下，究竟自己的投入会带来多大的产出和效益。
主持人：最后，您作为很多年的电信从业者，也希望您能给我们的电信业未来发展说一下您的寄语和期望。
熊秉群：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电信大国，但是还不是强国，如果回顾我们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三十年，我们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前列。今天我们在世界上走在前面的主要是我们的网络大，我们的用户人数多，我们的网络质量还不错等等。将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技术创新方面、在产业方面，我们应该要走到世界的前列。就是说我们要有更多的原创出来。而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集成创新或者是改型换代的创新。当然这个也有待于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科技基础、产业基础的更大的发展，而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充满信心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