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齐勇峰
第四届“中国广电行业发展趋势年会暨投融资论坛”将于2011年11月21日-22日在北京举行。新浪科技全程直播会议。
图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齐勇峰。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们的年会，重点是发展行业的趋势和投融资政策，特别是六中全会以后，大家都对中央的新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样一个决议所振奋，新的精神肯定对我们广电行业会带来诸多的一些影响，我想在这里做一个简要的分析，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探讨。我想有三个问题共同探讨：
一、我国传媒单位的市场机制和体制模式。
传媒行业我想今后会呈现一种融合化的发展模式，而在媒体这个领域，广电行业历来处于核心的位置，“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但重点还是放在公益性角度来讲，正像刚才沈总说的。从我们传统体制看，这中间大概经过一个演变，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体制特征和原来不同，但和最终的体制，我们希望未来改革所能达到的目标，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刚才传统体制是管办不分、事企不分的体制，政资部分的显著特点，同时是资源条个分布的体制，资源碎片化，内部人员机制也是缺乏效率的。目前我们的体制基本有三种类型。
传媒体制的变化，一是经营性的传媒企业；二是工艺性的传媒单位，包括电台、电视台；三是比较特殊的，属于事业企业制，传统管理的行业，包括广电集团和报业集团。还有其它类似的，按照分类改革的指导思想，一是完全经营性的，二是完全公益性的，三是过渡性、混合性的事业化改革、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对这几个模式是不是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
1、整体来看，传媒行业全行业来看我认为是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体制或组合型体制。毫无疑问，在这样的行业中间，公有制还是属于主体和主导地位的，但它已经不同于改革之前完全由国家或国有资本安全垄断的情况。具体就传媒单位来说，除了一些专业化的公司之外，凡是大一点的企业差不多都形成了事业中包含有企业，企业中包含有事业，换句话说尽管推进了分类改革，事实上一些大的传媒机构，比如电台、电视台这样一些纯公益性的，我们目前把它界定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但它下面事实上在产业链上下游中间还包含了一些产业化的，可以分出来，通过改革以后推向市场的产业化部门或单位，所以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播出平台现在是公有制的，或者国有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定位为完全公益性的，但产业链的上下游分开了，上游节目制作面向社会放开了，下游节目的发行、节目的传输初步放开了，这样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性的体制，而这个体制又带来一个新的特征，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之间有一个体制落差。这个体制落差对我们经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2、行业管理体制下的专业性的广电机构，目前我们广电行业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在所有的文化行业中间广电的行业管理特征是最鲜明，最明确，也是最突出的，当然其它行业也都有行业管理，不能说没有，但像广电这样的行业管理、行政管理这么明确，我觉得也还是其它行业所少见的。一是新闻出版，二是广电。在行业管理体制下，应该说所有的传媒机构，毫无疑问大家都是行业性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它还没有形成跨领域的，综合性的，符合文化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跨区域、跨行业的传媒机构，大型的混合型的传媒机构现在在中国还没有。
比如说全国性的，已经覆盖各个领域，和国际传媒巨头一比这个差距就出来了，国际大的传媒机构，跨国性的传媒机构都是覆盖多个领域，一个是产业链的上下游、纵向的，这个链条是完整的，横向的，它一般都会涵盖多个领域，无论从美国迪斯尼新闻集团、时代华纳传媒机构来看是这样的，从其它国家来看也是这样的。当然，围绕这些综合性的大型传媒机构有一大批配套的专业机构，基本是这样的格局。
但由于目前受传统文化体制的影响，目前我们的各种格局还没有形成。
二、我国传媒单位的投融资政策分析。
为了解决我们广电和整个文化产业里，促进产业发展，从十六大以来，政策研究室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投融资政策，投融资政策很多我就不细说了。投融资政策最后有几点结论说一下：
1、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同时积极引进外资，扩大文化产业对外开放领域，促进文化投融资市场化、社会化。这已经改变了刚才说的国有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开放领域逐渐在扩大。
2、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特别是是以去年九个部门金融支持文化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标志。金融和文化产业发展金融进程越来越快，促进了文化投融资的多样化、资本化和证券化，有一批文化企业，包括广电的企业已经上市，资本化和证券化水平逐步在提高。
3、我认为是公共财政支持文化产业，特别是重点传媒单位的力度越来越大，同时设置了对外投资设置必要的投资准入门槛，保障国家的文化信息安全。国家财政对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建设公共文化体系，同时对外资也设置了一些必要的门槛。所以，目前我们这个领域的开放我认为还是一种内外有别的开放。
在广电这个领域，第一个还是国有资本、行业资本的投资领域；第二个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第三是内资；最后是外资。基本形成了梯度的对外开放领域，梯度的对外开放政策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区域性的梯队开放是类似的，最开始开放沿海，然后开放中部，最后开放西部，有一点类似，但它基本是按所有制，按国内和国外资的，按行业内和行业外资的，这样的政策安排很大程度上有对行业保护的含义在里面。这有利于我们行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对大规模、大范围配置社会资源有诸多的限制，这点大家应该是有体会的，对产业的发展，对产业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约束。
4、根据传媒但为的不同定位和特点，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投融资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实行有区别的文化投融资政策和投融资模式。目前我们是一种额内外有别，厚内薄外的政策特点，如果说我们的经济领域已经全面对于开放，但文化领域我们设置了一些必要的投融资准入门槛，还没有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但文化领域这样的特点，有产品公共性的特点，所以目前还很难做到或者将来也不会做到全方位、无差别的开放，这在文化领域我觉得和经济领域不同，将来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国际上对文化领域的开放和文化贸易都是有共识的，按法国提出来的另外性的原则，按联合国提出的文化多样性的公约，允许发展中国家设置必要的壁垒，保护本国市场。
我们国家现在还处于转型阶段，所以这样一些投融资准入的壁垒，无论是行政壁垒还是其它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都还是必要的。对于保护我们自己的市场，逐步提高竞争力还是必要的，对这样的政策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对广电的影响，应该说文化体制改革是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深刻的一场涉及全局的变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文化体制改革我认为是政治体制、政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相互衔接，相互影响。过去我们把文化很大程度上看成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但今天的文化已经不完全是意识形态，比方说我们产业化这一块，它事实上已经构成的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文化供应的扩张，人们对文化的产业和商品属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文化的双重属性认识越来越清晰，所以，文化一方面需要突出内容，需要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也还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发展，给市场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产生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对这一点认识应该说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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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文化体制改革这一方面来说，不仅会成为文化发展的一个体制保障，同时也会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甚至政治体制有所促进。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艰巨，现在我们改革了十几年，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也许以后还要很多年，就说因为在市场条件下，经济领域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探索文化发展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将来如何与国际市场结合，这需要我们结合中国国情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这是几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一是文化的特殊性，既有意识形态，同时它又是商品，而作为市场经济来说，我们利用市场机制来发展文化，市场机制本身是个“双刃剑”，它既有能促进发展的作用，同时又有逐利、市场失灵的问题，这需要长期的探索，同时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如何解决好我们自己文化的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度。
西方国家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在文化体制上怎么样促进发展，又能加强有效管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比如新闻集团报出英国窃听的大丑闻，前一段英国出现了年轻人的动乱，烧了几十个汽车，几十个城市反政府的游行，最后政府甚至要动用手段把微博、互联网一度要关掉，美国也是要在“9·11”以后对个人的隐私以及信息传播有大范围的侵犯个人权利的情况。这说明在现代条件下，尤其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中间确实有诸多市场失灵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如果不加强监管，某些方面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当然这样的监管政策一是有利于发展，二是有利于引导，三是有利于监管，这三方面需要结合起来，并不是一味地监管，影响发展，但是发展也要有利于社会稳定，也要有利于传媒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这次六中全会也是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网络的发展和管理问题。
具体我想从四个方面做简要的探讨：
第一，促进市场分类体制改革及其影响，六中全会又按以前的改革思路，基本上这还是按照以前的改革思路，也就是说它还是一种分类改革的指导思想，但六中全会提出来“要科学界定文化单位性质和功能，区别对待”，这就存在首先要界定的问题，怎么去科学地界定，哪一些可以界定为公益性单位，哪些可以界定为产业化领域，这要进一步界定。我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样的界定是可以有变化的，我们和国际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目前界定的一些广电的公益性在国际上可能是产业化的，这中间显然是针对发展阶段的不同。所以，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有可能我们的政策目前还是一种过渡性的政策，换句话说，我们这种体制模式可能还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模式，它还在改革中间，也就是从猿变成人还没有最终完成，是不是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但它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这个政策会不会稳定一个阶段需要探讨，比如电台和电视台，现在全部界定为事业单位，将来有没有可能分出一两分来，另外它会不会按国家电视台、公益电视台或商业电视台进行区分，我认为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对市场主体进行分类改革，我个人认为还是在改革的进展之中，现在我们还处于改革的一个特定阶段。另外，行业性的改革分类，我认为大家也要密切关注，比如新闻出版，过去我们把所有的报刊、出版社都界定为最初的事业单位，都是公益性的部门，后来把出版这快分出来了，出版开始转企改制了，后来把非时政类的报刊界定出来，把它逐步由公益性部门分出来，现在要开始进行转企改制。党报、党刊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中央到地方它分了好几个层次，除了中央这个层次以外，还有省、地，几乎我们每个地市都有一两个报刊，只有少量县级有机关报，比较少了，但是还有。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党报、党刊都按照公益性地对待，是不是实事求是？我觉得可能将来这样一些政策可能也会发生变化。真正对党报、党刊界定，工艺性已经没有那么强了，对全国、对整个面上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按照市场分类的改革，我认为分类改革有利于推动改革，如果不分类很难起步，所以分类改革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从最近十年来看，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节目制作，包括发行、传播这些领域逐渐市场化。这样有利于改革的推进，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改革还有待于深化，需要继续推进，应该说改革到目前还没有完全完成。
文化也特别讲到，我们也要创新投融资体制，支持国有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吸引社会资本进行股份制改造。这句话说明我们社会资本、产业资本已经被允许逐步进入了，这些年来，在这方面的投融资也非常活跃。从上市融资来说，广电传输网络这块参与得比较多，投融资也非常活跃，大家也能看得出来，节目制作也是比较多。对广电行业的影响分类还不是特别清晰，因为产业链很难把它区分看来，有一个有机的联系在其中，按照制播分离这样的指导思想，把产业链上下游分开进行改革实际上很难做到，我们业内很多同事也感觉到制播很难实现分离，所以改革从这里入手，但把它作为终点恐怕就不是很显示了，所以有分有合，我认为最终的结果应该是有分有合的。不能把产业链完全割裂看来，完全割裂看来可能不符合我们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在公益性上，文件提出来要推动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进一步完善管理和运行机制。推动一般时政类报刊社、公益性出版社、代表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文艺院团等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改革。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这样的公益性门类，从政策层面来看，它现在开始尝试实行企业化的管理，北京的公益化已经开始(启)动了，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广电、新闻出版就是文化传媒的部门是一种体制类的门类，我认为将来会是混合型的，从业务体制特征看，它应该说是一种复合型的，公益性的含了产业化，产业化中包含了公益性可能将来会成为一种常态。
第二，文化产业跨区域、跨行业资源整合的影响。这也是从前年2009年《国家文化产业进程规划》开始明确提出来的，接着在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的文化中都把跨地区、跨行业的资源整合都明确地提出来了，刚才我们说了，这种行业管理的体制，条块分割的体制造成了文化资源的碎片化，是我们广电、新闻出版这些文化产业的核心部分，资源难以整合，效益不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要推动资源整合，解决文化资源碎片化的问题，就必须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培育文化产业领域战略投资者。同时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信息、物流、建筑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相关产业文化含量，延伸文化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跨体制的整合，二是跨行业，文化向相关领域融合发展，应该说这是完全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对广电这个领域来说，可能我们面临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就是未来和信息产业，和文化其它行业比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因为广电有很强的公共性，主要是内容生产和内容播出，和其它行业不同，尤其和信息产业不同，信息是个载体，上面走的应该是内容，所以，广电和信息产业长期以来也是存在着诸多的利益上的博弈，和其它行业当然也还有一些利益上的博弈，特别是和信息产业利益上的博弈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大一点。这涉及到未来体制和政策上的安排，国家政策部门在“三网合一”、“三网融合”条件下会做出合理的安排。当然，这中间体制在选择空间上还是有相当大弹性的。
既然跨地区、跨行业，产业的融合发展是一种趋势，可能对我们广电部门来说，一方面等待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按照市场的原则，去主动地推进。很明显，信息产业部门和我们相比，它有强大的资本投入能力，它的资本积累和资本投入能力可能比我们要强得多。当然，其它产业，随着国家对这个领域越来越重视，所以也会对广电行业有投资的愿望，所以我们怎么样主动地按照市场原则去推进，我们自己的优势是内容和平台，那么我们依托我们的平台建设，平台机构和内容资源，吸引资本去整合相关的资源，这个可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不回避的，需要探讨的一个内容，因为这中间还是有市场化整合的空间。
未来这项工作如果做得太晚有可能出现一个局面，国家政策还给你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可能有些领域被其它相关行业、产业整合了，这种局面我认为是有可能出现的。当然，从全国整体市场来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比如某些领域被其它产业部门，包括电信部门整合掉了，这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从广电自身的利益出发，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失，我觉得未来这方面的体制改革将来可能市场推动的力量会越来越大，同时政府在考虑这个因素的时候它的出发点是国家播放权，这是基本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底线，国家从考虑的基点上来说最主要的是播出平台要掌握在国家手里，二是内容有一部分，其它的会大幅放开。传输这块我认为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就行了，也不一定非得是本行业的资本。所以，在产业链、产品链的各环节我觉得他会有不同的考虑。这给我们广电人提出了一个比较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我们从自己行业的资源来看是有优势的，但另一方面来说，可能面对的挑战也会比较大，而且这块将来变动会比较大。
第三，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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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这项工作如果做得太晚有可能出现一个局面，国家政策还给你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可能有些领域被其它相关行业、产业整合了，这种局面我认为是有可能出现的。当然，从全国整体市场来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比如某些领域被其它产业部门，包括电信部门整合掉了，这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从广电自身的利益出发，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失，我觉得未来这方面的体制改革将来可能市场推动的力量会越来越大，同时政府在考虑这个因素的时候它的出发点是国家播放权，这是基本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底线，国家从考虑的基点上来说最主要的是播出平台要掌握在国家手里，二是内容有一部分，其它的会大幅放开。传输这块我认为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就行了，也不一定非得是本行业的资本。所以，在产业链、产品链的各环节我觉得他会有不同的考虑。这给我们广电人提出了一个比较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我们从自己行业的资源来看是有优势的，但另一方面来说，可能面对的挑战也会比较大，而且这块将来变动会比较大。
第三，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
政府文化管理体制，从省以下看，现在这样题词来，副省级城市很多地方已经完成了整合，就是文化、新闻和广电，叫文、新、广，很多地方都成为文新广三局合一的部门，有的地方把旅游和体育局合并起来，深圳合并了六个局，大部分是三个局，随着文化融合的趋势越来越强，三局合一甚至四局、五局合一，这种地方整合恐怕很快就能完成，但在省级以上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开始，目前还是以行业管理为主。在这样的宏观管理领域也出现了中央和地方的落差，地方整合大部分已经完成，它已经合起来了，但在中央和省这两个高层它还是一个行业管理的体制。所以，地方一般都是这样的，几个部门合起来，但对外又是挂几个牌子，比如三个牌子照挂，文新广，五个牌子照挂，上面要下发文件或开会，我还能对应上。这样出现了对下市场资源的整合，对上条条的管理，这样出现了很大的落差。
综合执法部门现在也基本上都已经整合了，我认为这样的改革有利于加快我们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因为实行大部门制，条条管理才能弱化。长期来看，条条管理应该逐步弱化，这应该成为一种趋势。世界上很少有我们这样的国家有条条的管理体制特征，很少。
完成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文化管理体制也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也是突破了条条管理和块块管理，特别是条条管理以后的政策性的管理，当然，这还是一种探索，具体形态，我看发的材料力已经有了，国家财政部已经成立了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办公室，北京市正在酝酿成立，以后各地会按中央的统一部署去成立资产管理部门。
里面还有一个内容是推进文化的法制化进程，从我们从2002年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和改革，基本上是一种行政和政策性的推进，未来应该转变为一种法制化的推进，当然目前是一个政策性阶段，政策化推进和法制化推进并举，文化领域的立法比经济领域的立法要落后得多，而政策推进又由于政策变动比较大，所以它不是很稳定。只有法制化了以后，这个领域最终才会形成明确的架构；各种利益主体的关系用法律的形式界定下来，最终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利益关系。稳定的管理架构。
这次六中全会还特别提到关于市场准入和退出政策，我们一般讲准入不怎么讲退出，新闻出版领域已经把退出问题明确地提出来，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比如它现在把出版社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经营情况好的，在市场里有一定的竞争力；第二类是比较好，在市场有一定的竞争力，问题不大；第三类是一般的，不好不坏；第四类是已经丧失竞争力，这样有一部分，平均下来是4：4：1，中间比较好的相对量大一点。新闻出版总署明确提出来要建立退出机制，比较差的这一部分会通过市场整合，行政化改革逐步整合掉，有的就吊销新闻出版经营资格，这对我们广电行业提出了警示，我们有些领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行业状况我们比纸媒体要好，新闻出版领域大部分是纸媒体，我们广电的情况比纸媒体要好，但也给我们提出了警示，所以政府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我认为目前还是处于过渡状态，也没有最终完成，比如省和中央大部制改革是不是要进一步推动，如果进一步推动的话，那么从管理体制上就更加明确了行业管理会进一步弱化，明确了各个领域应该实行跨行业的经营。我认为跨行业的经营对我们是一个最大的挑战。目前广电行业还是个强势行业，现在关键看哪些领域先放开，哪些领域后放开。
第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影响。
为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我们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这样的战略安排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了，尤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为了实现建设文化强国这样的目标，这次六中全会也特别强调了重点支持主流媒体在境外的发展，我认为这会带来新的投资机遇。当然，文化“走出去”也很不容易，要走出去可能还要利用市场的机制，利用境外的一些传媒渠道，包括合作的机制，在这中间，我认为特别是对传媒领域投资的中介机构、咨询机构，他们对市场比较熟悉，而国有文化企业特别是国有文化传媒机构，比如广电不是特别熟悉，所以能在这方面发挥很好的作用。
对国有传媒机构特别是大型传媒机构来讲，在推进国际化，进入国际市场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会大幅度提高你的市场化水平。因为依靠传统的国有机制，很难和国际市场进行对接，所以在国际市场对接的时候会大幅度提高我们的水平，对我们的体制改革会有一种强制性的要求，过去对这块不是很迫切，随着六中全会以后，国家对这块高度重视，我认为应该进行一些新的探索。过去长时间我们是搞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间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经济领域已经这样走过来了，我认为在广电和文化产业领域可以借鉴，什么话呢？“改革可以作假，开放是真”，开放做不了假，这个领域真要开放，外资或内资它就进来了，这个作不了假，他进来就会推动这个领域实质性的变化。但体制改革过程中间有一些是可以作假的，就是作秀，就是实质性的改革并不多，但玩很多花样。这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过去搞股份制，搞股份制改革中间有一点意义不是特别大，就是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它也是股份制，是法人参股，但是对推动改革有没有特别大的实质意义？有一定的作用，不能说一点作用没有，但实质的意义，对他的经营机制产生变化，对他的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变化，意义并不是特别大。我想这样一种现象可能对我们有所参考，实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特别是主流媒体国家会大力推动“走出去”，目前应该说“走出去”的“步伐”还比较缓慢，当然，这中间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在推动主流媒体“走出去”中间，会对我们的体制有一些强制性的要求，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在某些领域，不是全部；另一方面要利用国际通道，国际资本和国际人才这样一些资源来进行广泛的整合，来高起点地发展。
这是我今天说的一些内容，讲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我本身不是广电人，所以有些发言可能不一定很对，今天也是探讨性的内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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